“公车上书”之后，资产阶级维新派从两个方面开展活动：一方面是立学会、办报纸、兴学堂，另一方面是上书皇帝，即“上书求变法于上”，“开会振士气于下”。维新派倡导立学会、办报纸、兴学堂的活动方式是直接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搬来的，是在兴民权、开民智的思想指导下，冲破封建朝廷的禁令，争取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等民主权利的主要内容。维新派在大力开展立学会、办报纸的群众活动的同时，以更多的精力上书皇帝。他们认为“变之自上者顺而易”，把变法改革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以为只要皇帝赞成变法，下一纸诏书，全国实行起来，事情就可以解决。为些，康有为七次上书光绪皇帝，屡次受到封建顽固派的阻挠，第六次上书终于上达，这份上书对光绪帝痛下决心颁布“诏定国是”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对百日维新的新政措施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康有为的历次上书终于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赞同，光绪皇帝决定实行变法改革。1898年，维新改革的新政时期开始。

正当维新运动进入高峰，维新派推动光绪皇帝颁发《明定国是》上谕，开始新政改革之际，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也开始行动起来。就在《明定国是》上谕颁布的第四天，慈禧太后逼迫光绪皇帝连发三道上谕，除罢黜翁同和外，还有两项重要的措施。其一、凡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职，要具折到皇太后前谢恩。这道上谕暴露了慈禧太后企图再度“临朝训政”的野心。按成例，凡已归政的太上皇、皇太后有赏于大臣，应由皇帝代奏谢恩，表示尊崇。现在慈禧太后突然命二品以上大臣谢恩陛见，显然是她企图操纵用人大权，既笼络上层官僚，又防止光绪皇帝任命维新派为高级官员，扼制维新派进入枢密权力中心。其二，任命其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领北洋三军。这是守旧派部署政变的关键步骤。荣禄本是朝廷京官，时任兵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在军机大臣翁同和被罢免之后，西太后有意将军机大臣的职位授与荣禄。荣禄却自求北洋大臣职，“意在揽握兵权”。慈禧太后通过荣禄把京畿地区的军事力量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新政时期，慈禧太后和守旧派积极策划废光绪皇帝。内务府总管大臣立山等率属僚数十人一起跪在慈禧太后面前，控告光绪。守旧派又运动手握重兵的荣禄策划政变。荣禄本人也以密谋政变为己任，曾扬言：“欲废皇上，而不得其罪名，不如听其颠倒改革，使天下共愤，然后一举而擒之。”在他离京上任时，曾亲自再三恳请慈禧太后训政，与慈禧太后多次密商，政变的阴谋在守旧派的最上层集团中有所酝酿。待慈禧太后为守旧派抓住军政实权后，他们便认为稳操胜券，“西后与荣禄等既布此天罗地网，视皇上已同釜底游魂，任其跳跃，料其不能逃脱。”

荣禄这时对守旧诸人求助的答复是：“如俟其乱闹数日，使天下共愤，罪恶贯盈，不亦可手？”此外，满洲权贵、内务府诸臣率先奔赴颐和园，跪清慈禧太后临朝“训政”。御史杨崇伊拟请太后训政的奏折得到荣禄、庆亲王奕?诸权贵的赞同。训政虽未立即实现，但政变的酝酿已接近成熟。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在北京发动政变，当天宣布训政，由她重新掌握政权。关于这次“训政”，梁启超认为，此次乃废立而非训政。

在书中，梁启超说：“或问曰：‘今次之政变，不过垂帘训政而已，废立之说，虽道路纷传，然未见诸实事。今子乃指之为废立，得无失实乎？’答之曰：‘君之所以为君者何在乎？为其有君天下之权耳。既篡君权，岂得复谓之有君？夫历代史传载母后乱政之事，垂以为诫者，既不一而足矣。然历代母后垂帘，皆因嗣君幼冲，暂时临摄，若夫已有长君，而犹多专政者，则惟唐之武后而已，率乃易唐为周，几覆宗社，今日之事，正其类也。’”慈禧“训政”之后，维新变法遂告失败。

维新改革是一场严酷的政治斗争，其锋芒所指，直接朝向封建专制制度及其腐朽势力，因此，专制制度的卫道士及盘踞要津的官僚必然进行抵制和攻击。维新派的革新进取精神和惊世骇俗的举动也为因循守旧的世俗所不容而遭致非议。维新派抓住光绪，开明官员更拥戴光绪为首领。于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便极力削弱光绪的力量，凡表示支持光绪的均遭贬斥。吏部侍郎汪鸣銮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受到光绪几次召见，为慈禧太后所猜忌，被革职。户部侍郎长麟反对撤帘归政的慈禧太后操纵政权，掣肘光绪，也被革职。珍妃的亲兄、时任礼部侍郎的志锐在甲午战争中支持光绪主战，弹劾李鸿章妥协避战、因循玩误、被慈禧太后贬往新疆乌里雅苏台。

翁同龢的门生、受到光绪皇帝厚遇的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由于力主变法，与康有为在北京发起成立强学会，常集合开明官员、维新人士议论时政，被慈禧太后逼光绪下令将他革职，驱逐回籍。翁门弟子张謇慑于慈禧太后的淫威，引退回籍，转而经营工商业。百日维新伊始，翁同龢为光绪皇帝起草“明定国是”上谕，为慈禧太后所忌恨，终于于“明定国是”后的第四天被“开除回籍”。至此，光绪的亲信大臣基本上被革斥殆尽，慈禧太后逐步地将光绪的羽翼全部剪除。

1898年八、九月间，守旧派企图政变的迹象逐渐显露，维新派不能不筹划对策。康有为想争取袁世凯。以借用其武力保卫新政。袁世凯为人阴险狡诈。他投机加入强学会，表示拥护维新变法，但他又是荣禄的亲信将领之一。在荣禄的北洋三军里，他统率的乃是清军中的劲旅。凭靠这支军队，袁世凯成为军队的实力派。维新派被袁世凯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想依靠他来保护新政。康有为向光绪推荐袁世凯，还写了一道密折交谭嗣同递上，请求光绪“结袁以备不测”，意思是要联络袁世凯，依靠其武力。以防备事变，指出这是解救当前危局的唯一办法。

光绪采纳康有为的建议，连续两天召见袁世凯，授予侍郎侯补，专办练兵事宜，并嘱袁世凯：“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意为不受荣禄节制。新旧两派势力的斗争已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在时局紧迫之际，光绪皇帝特地密诏给杨锐，称：“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愿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维新派又听说顽固派策划趁十月天津阅兵时发动政变，废黜光绪，于是决定孤注一掷，让谭嗣同说服袁世凯，叫袁世凯举兵勤王，杀荣禄，派兵包围颐和园。他们把皇上的命运，他们自己的命运、连同整个新政的命运全都寄托在袁世凯身上。但袁世凯阴谋骗过维新派诸人，于9月20日向光绪请训回到天津后，便向荣禄告密。然而，荣禄尚未来得及报告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已在北京发动了政变。这就是戊戌政变。

政变后，大部分新政被推翻、废止，重行禁止士民上书；废官报局，查封全国报馆，严拿报馆主笔；禁止集合结社；新政所裁减的闲散衙门，如詹事府、通政司等予以恢复，又废农工商总局；恢复马步箭弓刀石的武试和八股取士的文试制度，罢经济特科，停止各省、府、州、县设立中、小学堂。大权被慈禧太后所掌握，皇帝徒有虚名，改革之事，遂成泡影。

维新派惨遭迫害，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谭嗣同拒绝出走，慷慨就义。御史杨深秀临危不惧，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追捕维新派的恐怖气氛里，他抗疏直言，要求慈禧太后撤帘归政。后来被捕入狱。与谭嗣同一起被杀害。此外，还有刘光第、林旭、杨锐、康广仁同时遇难，史称戊戌六君子。

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失败了。梁启超在此书第三篇《政变前记》中分析了政变的原因。他认为，“政变之总原因有二大端。其一由西太后与皇上积不相能，久蓄废立之志。其二由顽固大臣痛恨改革也。”西太后与皇上长期格格不入，矛盾甚多，这是原因之一。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改革受到了顽固派的百般阻挠。新政的改革由于冲击到一部分守旧人物的既得利益，因此守旧派拼死反对，改革每前进一步都要受到重重阻力。反对新政最力的是枢臣大吏和督抚大员，他们本来是执掌旧政权的权贵，旧制度使他们有权有势，旧的统治秩序、旧的政策法令是他们谋取私利的手段，一旦变革就会使他们失去一切。因此他们极力反对新政。

百日维新的新政诏书连篇颁发，然而，中央二品以上的大臣，只有李端■一人讲新政，地方督抚中只有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法比较得力。除此以外，各部堂官和各省督抚都观望、延宕、抵制，公开反对，拒不奉诏，形成“明诏但言其始，则彼必不竞其终”的局面。维新派企图通过光绪打击、抑制守旧官僚的嚣张气焰，扶持推行新政的督抚。然而，守旧大臣既然有握有实权的慈禧作后盾，那么，严惩、严斥的诏令又哪能吓退这些人呢？新旧势力的斗争在进行了几个回合之后，就进入了决战阶段，戊戌政变便是它的最后结局。

改革遇到的另一种阻力是守旧派的敷衍因循。晚清的封建守旧派是一个没落的政治集团，他们推行因循守旧的政策。这种人对于改革、对于新事物必然反对，处处掣肘新政。在改革时期，他们必然成为新政的一大障碍。

梁启超在《政变前记》中指出，“中国之言改革，三十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凡改革之事，必除旧与布新两者之用力相等，然后可有效也。苟不务除旧而言布新，其势必将旧政之积弊，悉移而纳于新政之中，而新政反增其害矣。”但除旧必有损于一部分官僚的利益，如裁减闲散衙门、裁减冗员的改革，使一批守旧官僚面临失去权势的可能，因此引起的震动也非同小可。这项改革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守旧官僚见诏书颁发，与维新派更是势不两立。他们采用种种手法破坏这项改革，或者造谣惑众，或者上书恫吓。极力阻挠新政。

改革还受到千百年来形成的习惯势力的阻挠。受旧的习惯势力约束的人们，他们往往容易受顽固派的驱使和煽动，成为被顽固派所利用的、人数庞大的力量。由此可见，反对维新改革的人群庞杂，势力相当强大，“而改革党人欲奋螳臂而与之争，譬犹孤身之入重围之中，四面楚歌，所遇皆敌，而欲其无败<血刃>也得乎？”维新派势单力孤，他们没有军政实权，没有广大人民群众作后盾，只有一个傀儡皇帝，而这个皇帝连自己的地位也朝夕难保。这就决定了在新旧势力的交战中维新派必然失败。

维新变法在戊戌政变后宣告失败。慈禧太后重新垂帘“训政”。清政府到处搜捕维新派。有不少官员被革职发配，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等六人被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梁启超在此篇中对以上六人表示沉痛的惋惜，对于清政府这种残害志士的暴行进行了指责：“究之诸人所犯何罪，则犯罪者未知之，治罪者亦未知之，旁观者更无论也。”后来这一篇单独成书，又名《戊戌六君子传》。

戊戌政变后，清廷一再下令通缉康有为、梁启超，查封《时务报》，禁毁康梁的所有著作，传阅者治罪。这是乾隆以后最严重的一次书禁，也是封建时代最后一次书禁。在这种情况下，此书也未能幸免。

就单行本而言，主要有两个版本系统，一为九卷本，最早为1899年横滨清议报社印九卷本，随后有新民丛报社印九卷本等，1957年香港中华书局重印第16版九卷本。另一为八卷本，根据狭间直树的研究，最早的八卷本出现在1907年之后，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饮冰室合集》收录的是这个版本，1953年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戊变法》同样收录了八卷本，1954年中华书局又根据《饮冰室合集》本印行了单行本。本文所研究的主要是《清议报》连载本和横滨清议报社铅印九卷本，但是为了方便查对，引用的文字一般标出其在中华书局重印本中的位置。关于九卷本和八卷本的差异情况，本文依从刘凤翰的研究成果，请参阅刘凤翰《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考异》（台北，《幼狮学报》第2卷第1期，1959年1月）。一书第一次对戊戌维新运动从整体上进行了描述，建立了一个以康有为为领袖和主线的戊戌维新运动宏观叙述框架。

在近一个世纪戊戌变法史的学术研究中，《戊戌政变记》的总体描述逐渐获得认同，被大量近代史教材和相关专著所尊信，并在此基础上演变出一个戊戌变法史权威叙述体系。20世纪20年代开始陆续面世的中国近代史教材和专著，已经普遍采用梁启超的记载来描述戊戌变法史，比如颜昌峣的《中国最近百年史》（太平洋书店1928年版），历史研究社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纲要》（新知书店1946年版），以及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光明书局1948年版）等等都以《戊戌政变记》的体系来描述这段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陆续出版了不少有关维新变法的研究专著，20世纪五六十年代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略》（联群出版社1955年版）和胡滨的《戊戌变法》（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在整体叙述方面虽然力求精致严密，但依然沿用了梁氏的体系。80年代以来有多部相关学术专著问世，其中具代表性的有王栻的《维新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和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它们对于维新变法运动的具体史实的考订严谨细密，但是在总体叙述体系上如出一辙，仍然没有越出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一书的框架。与此同时大量出版的中国近代史教材在维新变法史的叙述方面也沿袭了前人的做法。因此，梁启超对戊戌变法史的叙述体系逐渐权威化，其主要观点成为史学界长期以来普遍接受的一个基本观念体系。比如，梁启超将变法的过程描述为康有为由布衣而卿相的个人发迹史，将清政府陆续推行的新政缩减至康有为主导的“百日维新”（注：“百日维新”这个概念最早见于1903年版的《清议报全编》的《戊戌变法记事本末》，专指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之间共103天受康有为影响的光绪皇帝推行的新政。），将康有为思想诠释为戊戌年新政运动的惟一指导思想，将政变的原因约化为主维新的光绪和主守旧的慈禧之间的帝后党争。这些观点在现行的叙述中演变为：康有为是维新运动的主要领袖，康梁谭等人构成的维新派是当时惟一的进步力量，康的思想是变法的主导思想，他多年奔走推动了变法运动的发展，并最终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于1898年推行了短暂的新政。但是由于光绪皇帝没有权力，又与慈禧太后长期失和，维新派与顽固派的力量相差悬殊，变法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汉顽固派所扼杀。 但是在梁启超的叙述获得信任的过程中，也有研究者如陈恭禄、陈寅恪（注：陈恭禄：《甲午战后庚子乱前中国变法运动之研究》，《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3卷第1期，1933年11月；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寒柳堂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66页。）等对其整个陈述的可靠性表示怀疑。邝兆江1984年在其专著中指出康梁的陈述夸大了他们在光绪戊戌年新政中的作用，新政的重要人物是张之洞等人而非通常认为的康梁。（注：Luke S.K.Kwong:A Mosaic of the Hundred Days:Personalities,Politics,and Ideas of 1898(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因而，《戊戌政变记》对戊戌变法史的整体叙述的可靠性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但是到目前为止，参与争论的各方尚未涉及一个基本的问题，即对戊戌变法史整体叙述框架影响甚深的《戊戌政变记》的叙述结构是如何产生的？戊戌变法史的宏观框架的一些基本问题往往与梁启超撰写《戊戌政变记》的环境有关，理清梁启超撰写《戊戌政变记》的过程有助于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这需要对《戊戌政变记》的产生过程进行专门的研究。遗憾的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至今只有刘凤翰的《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考异》、吴相湘的《〈戊戌政变记〉考订》和日本狭间直树的《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成书考》等少数几篇（注：刘凤翰：《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考异》，台北，《幼狮学报》第2卷第1期，1959年1月；吴相湘：《近代史事论丛》，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狭间直树：《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成书考》，《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汤志钧：《人物评价和史料鉴别》，《北方论丛》1982年第1期；戚其章：《〈烈宦寇连才传〉考疑》，《历史档案》1987年第4期；杨天石：《袁世凯〈戊戌纪略〉的真实性及其相关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张德钧：《梁启超纪谭嗣同事失实辨》，《文史》第1辑，新建设出版社1961年版，第81-85页。），而其中除了狭间教授之外，其他人只是考订《戊戌政变记》中的片段记载，没有触及与戊戌维新史有关的整体叙述框架。而狭间教授尽管初步说明了《戊戌政变记》各个版本出现的时间、机缘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但是仍然有很多疑问有待解决。比如康梁流亡日本初期（1898年10月至1899年5月）为何匆匆发表《戊戌政变记》这样一本记述当代历史的著作？《戊戌政变记》是如何描述戊戌变法的来龙去脉的？当时的环境以及他们的思想和活动对这一叙述框架有没有影响？如果有，又是什么影响？

有鉴于此，本文重点考察《戊戌政变记》宏观叙述框架的形成过程，意在引起研究者的兴趣，也为进一步研究戊戌变法史提供一点帮助。本文联系作者所处环境以及该环境下作者的活动、策略和他所调动的思想资源，力图揭明：此书与康梁师徒流亡日本初期的政治活动密切相关，并且成为他们政治活动的一个内容；书中有关戊戌变法的宏观陈述框架和关键细节实为康梁等人应对当时舆论及具体政治局势的产物。经过作者梁启超的刻意安排，《戊戌政变记》用以局内人身份说明戊戌政变（新政及其失败）真相的形式，成为康梁等人争取外援、反击舆论、推脱责任、洗刷罪名及宣传政治主张的政治工具。